中書舍人起草的則是一般臣僚的任免以及例行的文告，稱為外制。

翰林學(xué)士在草擬詔制方面分割了中書舍人之權(quán)，而翰林學(xué)士承旨，則在參謀密計方面分割宰相之權(quán)。

翰林院學(xué)士承旨，從二品。翰林學(xué)士，正三品。

李世民以這高品級，一下子明確了翰林學(xué)士們的重要地位。

中書門下的宰相們，先是被削了兵權(quán)，如今又弄出一個內(nèi)相，也是處心積慮。

承乾坐在那里，看似很認(rèn)真在聽課，其實是在神游物外。溫氏三雄顏氏三雄是當(dāng)代大儒，他承認(rèn)。但他就是覺得這些老儒們，講課有些太干枯了。

聽李超的課，總是很生動。每講到一處，都會有鮮活的例子，會有大數(shù)據(jù)分析，讓人一目了然，聽了會很信服。

今天，承乾向溫大雅提了一個問題，“就是稅賦，到底是按丁征稅好，還是按財富多少征稅好？”

這個問題，其實非常不簡單。

大唐的基本國策，是均田制。朝廷向百姓均田，更多的百姓分到田地，然后朝廷在此基本上推行租庸調(diào)的基本稅制。

租庸調(diào)，正是在均田制的基礎(chǔ)上才能實行，因為這個稅制的根本，就是近課丁征稅，且是固定的稅額。這個稅額，正是在課丁均田的田畝數(shù)上均來的。

因此，如果均田到位，能一丁百畝田，那課丁每畝田攤到的稅不高?？扇绻诓蛔闾?，那攤到的稅就高，甚至如果沒田，也一樣得納那筆稅。

在兩稅法前，富人們就算田連阡陌，擁有幾千幾萬畝地，他們納的田賦，其實是高限度也是一丁百畝，甚至他們往往還能享受特權(quán)，不用納賦。

李超提出兩稅法，則是不管丁口，而是直接以戶為單位，按所擁有的田地數(shù)量來征稅，百畝起征。超過的，都按畝數(shù)征收，不設(shè)上限。田越多，征的越多。

這租庸調(diào)和兩稅法，可以說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征稅思路，并且其實是相互矛盾的。

“黎國公，你覺得按丁征稅好，還是按財產(chǎn)征稅好？”

太子再次問道。

溫大雅踱著步，覺得太子提出的問題非常有深度，這是涉及國之根本了。

大唐的基本國策是均田制，有了均田制，才有了租庸調(diào)制，甚至府兵制也是在這個均田制上建立起來的。

朝廷在中原不斷的均田授地，中原田地不足，朝廷又大舉移民邊疆，開荒拓地，都是圍繞著這一基本國策的。

但如果算一筆賬，就會發(fā)現(xiàn)，均田制很難長久滿足。就如今，大唐都有一千萬戶，擁有五千余萬人口。其中丁男，也有上千萬。哪怕一人一百畝地，其實大唐根本沒這么多地可分。

大唐的土地許多還是掌握在地主豪強們的手里，哪怕可以開發(fā)邊疆，也不夠發(fā)。

尤其重要的一點，天下一統(tǒng)，日漸承平。沒有戰(zhàn)亂，人口會迅速的增長，而不會減少，以后土地的缺口會越來越大，用不了多久，均田制度就難以為繼，因為無田可授。

均田制如果繼續(xù)不下去，那以均田制為根本的租庸調(diào)稅制，也就成了空中樓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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