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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超早就打算在張家溝建所私熟，給村里孩童啟蒙。做為私塾的校舍都已經(jīng)建的差不多了，過完年就能招生入學。

在隋朝一統(tǒng)南北之后，已經(jīng)很重視學校的建設，在隋時，從中央到地方，都設有官學。中央有國子寺，下設五學。另外大理寺中，也有律博士和學生，專門教授律法，太常寺下的太醫(yī)署，則有醫(yī)學博士、按摩博士、藥園師等，教授專門的學生。

秘書省下的太史曹，也設有天文、歷法、漏刻博士等，教授專門學生。

而在地方上，州縣也都有設立州學縣學，尤其是在黃河中下游一帶學校更多，講誦不絕。

隋時也涌出不少有名的大儒，開廬講學，甚至學生多達數(shù)千人聽講的。例如死后被學生們私謚為文中子的王通，棄官歸鄉(xiāng)，以著書講學為業(yè)，鉆研孔子六經(jīng)，做續(xù)六經(jīng)，門下弟子后來遍及武德、貞觀朝堂。

如河南董恒、南陽程元、中山賈瓊、河東薛收、太山姚義、太原溫彥博、京兆杜淹等，甚至據(jù)說房玄齡和魏征、李靖等也曾經(jīng)在王通草廬聽過講。

而許多士族名門，更是有著自己的宗學。他們的家學淵源流長，收藏許多經(jīng)典，名儒輩出。

楊廣繼位之后，更是大力發(fā)展教育。只是這種局面沒有維持多久，隋末戰(zhàn)亂起。

世路末夷，學校盡廢。

到了眼下唐初，除了中央的國子學恢復外，許多地方上的州縣學并未恢復，民間多是靠家學私學教書授道。

寧民縣有所縣學，但學校條件很簡陋，能收的學生很少。一些地方豪強地主，都是湊錢建私塾。

張超的私塾還在剛建時，就引得許多鄉(xiāng)民們圍觀了。

讀書，那還是極少人才有的機會，就連一般的小地主都難有門路，更別說普通的鄉(xiāng)民農(nóng)人了。誰都知道，讀了書，就不再是睜眼瞎，讀了書，就有機會改變身份。到了后世八九十年代，許多鄉(xiāng)村，出一個大學生，都是極了不得的事情，得辦酒席，甚至全村的人給湊學費送上學的，全村人都感到光榮。

可想讀書，卻又是何其難也。

在私學家學盛行，官學不昌的這個時代，想到那些大族建立的私熟家學里去附學讀書，起碼得是沾親帶故才行，要不然你就得很有錢，否則根本沒這機會。

況且，供個孩子讀書的成本可是非常高的，甚至不比讓孩子學武便宜。隨便一本書，可能就得幾千錢了，買沓紙，都是幾百錢，文房四寶一套，更不便宜。

家里沒個百把畝田，是供不起一個孩子讀書的開銷的。何況，上學還得給老師束脩。

總之，如張超這樣的一地土豪地主，如果想讓自己的兒子去讀個書，倒是沒什么問題，供養(yǎng)的起，也有門路能進入學校。但如張家溝的村民們，就難了。

崔鶯鶯提出要用入學資格，來換取那些跟張家簽定了租佃契約的佃民們終結契約，把地交還給張家，張超都為她的這想法驚訝。

但很明顯，這個想法真的很厲害，他相信，只要一公布，那些佃戶絕對愿意放棄佃種張家的地，而來換取這樣一個讓子弟讀書開眼的機會。

“不過他們也供不起啊?！奔t線在一邊道。

張超笑了一下，“我們建私塾又不是為了賺錢，等私熟建起來，我們可以貼補一點，不收學生們的學費書費這些。”建私塾，這是相當于做善事，因此張超真沒想過賺錢。

崔鶯鶯也覺得貼補一點沒什么，能換回張家在外的其余一千來畝地，就非常劃算了。收這些佃民的孩子讀書，還能掙個名望。

張超起身，這廳里坐不下去了。

跟崔鶯鶯坐一起，有時總覺得她隨時隨地的都帶著個小算盤，不停的算計著。哎，女人啊，就是喜歡算計。

把兩千多畝地都收回來自己統(tǒng)一耕種，用莊奴和長短工，倒是效率高收益也高，可畢竟鄉(xiāng)民們都是一直佃種著那些地的，現(xiàn)在全收了回來，還是有些不好。畢竟出爾反爾，而無信啊。

出了門，閑逛一圈，到了馬周的那個賬房舊窯前，看到他正端了個搖搖椅在門前的莘樹下看書。

莘樹長的很茂盛，村民們的門前屋外都有栽樹，大多數(shù)是門前載莘樹，門后種桑，院里種棗，周圍種柳。莘樹是種臘的材料，桑樹能養(yǎng)蠶，棗樹能吃，柳樹還能砍枝條編筐，總之就是處處充滿著農(nóng)村那種實用性。

不過沒人在門前種桑，屋后種柳，俗話說門前不栽桑，屋后不植柳。

“看什么書呢？”

張超問。

馬周見張超過來，要起來認座。

“算了，你這就一張搖椅讓給我，你也沒的坐，我站坐就好?！?

“看老子的道德經(jīng)。”馬周又坐下。